文/馮一凡

美國愛滋病研究基金會 (amfAR, the Foundation for AIDS Research) 格瑞格米列副主席(Gregorio Millett)  談論疾病不平等（disparities）

以愛滋防治工作來說，也就是同樣的風險行為對不同族群有不同的風險。
換句話說，有些族群在進行其他族群認為是低風險的行為時，他們仍然有很高的風險受到感染或是受到傷害。

以新型肺炎疫情來說，非裔美國人相對白人受到的傷害與影響更為巨大，這就是疾病不平等。依據許多研究指出，非裔美國人為主的城鎮有較高的新型肺炎診斷率。即便是其他有色族群，白人為主的城鎮都較有色族群為主城鎮有較低的新型肺炎診斷率。

若談到成癮議題，鴉片類成癮物質影響白人較深，有較多的白人對鴉片類物質成癮，一種可能的原因是，臨床的醫生較不願意開處方給非裔美國人。諷刺的是，鴉片類成癮物質使用過量的案件中，非裔美國人的死亡率較高。然而甲基安非他命的成癮，則呈現相反的趨勢，非裔美國人有較顯著的成癮問題，同時致死率也較高。

以上這些都是來自於社會決定因素的不平等，例如貧窮，失業，無保險或是無固定的居所。若談論財富或特權影響疾病風險，新型肺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新聞報導，紐約市曼哈頓區有較低的感染風險，因為據稱40％的居民出城閉疫，而在其他布魯克林或是皇后區則不是這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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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愛滋感染者也是如此。在舊金山、芝加哥、華盛頓特區以及紐約市等大城市，有明顯的感染者移出現象，因為他們無法負擔生活在大城市的龐大生活費用，而被迫選擇移出。然而，這樣恐怕讓他們在未來更難取得愛滋相關的服務。


他彙整研究指出，許多政策其實不利非裔以及弱勢族群取得愛滋服務。例如非裔美國人社群有更高的失業率，更容易租屋而非買屋置產，若這些感染者落入無家狀態也會影響後續的愛滋治療，導致健康狀態較差。最終，非裔美國人社群因為這些政策的偏差將導致與政府的互信持續降低，雙方最終也無法合作，這是雙輸的局面。

我們需要改變社會決定因素，短期來說，例如提供住屋給無家者或是擴大醫療服務給缺乏醫療保險的民眾，如果我們要終結愛滋，我們就必須處理社會因素。同時，我們也看到一些改變政策的機會，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判決支持保障LGBT等性少數的工作權與平等權，又或者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（Black Lives Matter）運動促成了「黑人男同志的命也是命」（Black Gay Lives Matter）的運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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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知道有許多因素影響愛滋防治工作，這影響我們去制定針對新型肺炎的政策的方式。同時我們要重視來自社群的聲音，不能遺落一個人以及任何一個社群。我們應該把不同的社群方在中心，以他們為中心，發展愛滋防治工作。或許有人說，針對新型肺炎研製疫苗或許是一個對抗疫情的捷徑，但是我們都很清楚，疫苗無法立即普及給所有人，風險愈高的人群，就愈難取得疫苗，他們往往難以成為醫療研究的優先受惠者。

最好的政策不是來自由上而下的制定方式，而是來自最底層的人們，回應他們所需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