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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10月，堪稱是台灣的移工元年。當時從東南亞引進第一批3000名的外勞，到今年剛好滿30周年，在台總人數已暴增至70.4萬人。進入1990年代，不僅移工愈來愈多，台灣的跨國婚姻也快速增加。2003年時，新住民達到最高峰，每3.1對新人就有一位（含大陸港澳配偶、外籍配偶），累計至今已有54.5萬人。

至於，由新住民生下的新二代、所謂的新台灣之子，政府從1998年才開始統計，累計至今已超過42萬人，若含之前出生的，早已超過50萬。保守估計，在台移工、新住民與新二代突破175萬大關，已是台灣原住民（56萬6565人）的3倍，這股力量已不容小覷。

每到週末假日，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天主堂，就湧入大批前來禮拜的菲律賓移工。以教堂為起點到農安街一帶，也逐漸發展成東南亞的的異國商圈。誠如聖多福天主堂神父賴南柯所言，「台灣與移工早已密不可分」，如果沒有他們，很難想像台灣能否正常運作。

移工填補了大量3D（骯髒dirty、危險dangerous、辛苦difficult）的勞力缺口、家庭看護工則擔負龐大的銀髮族照護責任；而新住民生兒育女，也為社會注入新的生命力，2003年幾乎每七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新二代。

然而，30年過去了，移工身上的「標籤」，始終撕不下來。還是有台灣民眾認為，他們是來搶台灣人的工作，甚至不時傳出移工被雇主不公平對待的案例。 賴南柯神父經常聆聽移工的故事。有漁工跟他訴苦，冬天海邊寒風刺骨，待了30分鐘受不住，跑進屋內，馬上被老闆罵偷懶。

為關懷外勞與外配權益而成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，自1999年成立以來，就經常被迫搬家。他們曾因住戶禁止移工進出而搬家。搬到一棟大廈後，有鄰居不時用力碰碰碰撞門，樓上住戶也故意敲打地磚干擾上班，只好又遷離。 八年前，協會搬到一棟巷弄內的老舊公寓一樓，住戶不僅跟屋主抱怨，連移工在室內練習表演也被抱怨「干擾我們的生活」。甚至聖誕節時，協會帶移工到公園切蛋糕慶祝，也被附近住戶檢舉太喧鬧，報警來驅趕。

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說，台灣缺乏讓移工融入的休閒空間，他們只好在各地的公園、火車站或類似台中東協廣場等異國小商圈聚會，一群同鄉難得相聚，自然會不自覺說話大聲一點。「這也讓多數民眾嫌他們又吵又亂，不想走進移工聚集處，東南亞商圈內外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，」陳秀蓮說。

由於台灣僅開放泰、菲、印、越、馬等國移工，民眾很自然將其連結上東南亞「相對貧窮、落後、髒亂、低教育水平」的印象。這種標籤也複製在來自同樣地區的外配身上。

然而，加諸在東南亞移工、外配身上的標籤，甚至還「遺傳」到新二代，導致他們不敢說出生母是誰？甚至刻意隱藏身分。多數東南亞的新二代被認為來自清寒、弱勢家庭，學習能力差且課業不佳。如果成績優異，也很容易遭質疑。今年甄選上台大社會系的林宗洧表現突出，每當人家知道他的身分時，總會很驚訝：你是新二代喔，怎麼這麼厲害啊！也有其他新二代考第一名時，被師長懷疑是不是作弊？

學者專家認為，台灣人對東南亞移工或外配的歧視，多出自於「不了解」，想破除偏見，最好先從認識移工開始，才能改變對新住民、新二代的看法。

去年3月，有移工開始覺醒了。來台多年的印尼看護工Pindy在臉書發起，週日到移工聚集的台中東協廣場、綠川沿岸一帶撿垃圾，不要讓台灣人認為他們很髒亂，沒想到竟然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幾十位移工響應。 每一次，他們都會用印尼、越南話跟移工溝通，讓大家明白維持環境與形象的重要性。

4年前，為改善移工缺乏教育機會、無法提昇技能的困境，以提供外勞教育訓練為使命的One-Forty（非營利組織）創辦人陳凱翔表示，他一開始接觸移工時，深受震撼，大大顛覆過去總是看到「移工打架、殺人」報導的印象。翻開警政署資料，台灣地區犯罪人口率是移工的3至4.5倍，去年每10萬名外勞有408人犯罪，全國卻有1137人犯罪。

不管你接受與否，移工絕對不會從台灣消失。尤其政府4月3日又開放農業外勞，並給於回台投資企業，可增加聘雇10％的員額，顯見移工人數只會愈來愈多，很快會突破百萬大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東南亞移工已開始轉往加拿大、日、韓等地工作；當地女性也不再以嫁到台灣為最優選擇。

一位移工說，我們做你們不想做的工作，卻長期被酸言酸語，我們也會想是否不值得到台灣了。

在全球化趨勢下，台灣應重新認識移工與新住民，並思考如何善用移工與移民政策，以緩解少子、高齡化與勞動力短缺問題。讓他們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，才是全民之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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